《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 Matthew XXV:29, KJV)。这就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它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

“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以〖经济领域〗为例，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学术〗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有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类似的“马太效应”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就文学话语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充斥视听的几乎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批评的术语。这些术语本身所蕴涵的矛盾与偏见姑且不论，单就它们的出现频率和显在影响而言，也早已令人瞠目再四了。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的“反传统”和90年代的“解构”风已然使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世界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矣。

就文学经典而论，它可以说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核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质介。因此，对它们的“解构”有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刘意青先生在一篇叫做《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指出，“拿我国来说，近年来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拓宽经典或改变传统经典的运动出现，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争论，比如对王朔的作品是否能登大雅之堂的不同看法，对经典作家鲁迅再评价的尝试，甚至还产生了重写《沙家浜》和重塑潘金莲的作品。这些动态应该说是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潮流在我国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当然，经典及有关经典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以及对它们的认知是在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和与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互动中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因此，经典和非经典同文学中的“严肃”和“通俗”一样，是一对令人头疼的冤家概念。它们的关系酷似爱情中的情和性，绝对剪不断、理还乱。在漫长的文学史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曾被“误认为”是“通俗作家”。但时移世易，他们不仅“脱胎换骨”、早早地摘掉了“通俗”的帽子；而且高人远致，成了无与伦比的经典作家。有鉴于诸如此类的复杂与变化，研究界在不断的歧出和匡正中不惮其烦，推演出种种理论。

其中之一是哲人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之二是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说法，他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文学的实际情况也为某些理论提供了依据。于是，那些倾向于作者本位、追求深度表现、注重形式的作品被称之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而那些倾向于读者本位、追求市场效应、注重内容的作品被认为是“通俗文学”。但这样的区分方式显然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的某种外化，同时也都要面向读者。所谓的深度表现和市场效应就更不矛盾了，二者的相对性既存在于文学经典，也存在于“通俗文学”。至于形式和内容，原本就很难截然割裂。而其中的侧重又大都取决于“度”和特定的文学观念。难说内容(或主题)先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通俗文学”，更难说形式大于内容的矫揉造作是“严肃文学”。反之，把文学当作哲学工具又何尝不是“通俗”。此外，除去意识形态或市场炒作的一时效应，经久不衰、广为传播的作品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是它们反映民族(甚至世界)的某种审美诉求和价值取向(无论“陌生化”与否)；二是它们反过来影响民族(甚或世界)文化，使之形成相对牢固的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产生“熟悉化”效果)。总之，承认二者的合理性比较容易，区分它们就相对困难了。这是由文学的复杂本质(特殊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此外，既然真正的艺术(“严肃的艺术”)具有拒绝和抗议的特性，大众的艺术(“通俗”的艺术)也具有抵抗的基因；那么它们不仅可以殊途同归，而且本质上也就不可避免要成为被拒绝和抵抗的对象。这是矛盾哲学的基本涵义。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无论“严肃”艺术还是“通俗”艺术，其产生和接受过程常常十分复杂，绝对很难以“拒绝”、“抵抗”等简单概念一概而论。因此，笔者始终认为文学作品只有经典和非经典或不那么经典(也即好、坏或不那么坏)之分，却无“严肃”、“通俗”之别；虽然何为经典和非经典同样可能见仁见智，但不论怎样，具备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对于任何经典总是不可或缺的；而所谓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也即内容(包括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的相对高度及表现形式的不流于俗套(对于世界是民族化，对于民族是个性化)。别的都是枝节问题。此外，经典的确立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筛选过程。这是由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而经典又反过来维系着这种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此激活着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然而，基于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相对性，当今世界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强势话语的“马太效应”淘淘者天下皆是。于是，一如经济全球化之对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强势话语，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取之，可能被“消解”；拒之，可能被遗弃。正因为如此，进退中绳和坚持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按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作用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话语不仅是交流质介，同时也是认识观和价值观的载体。当然，话语并非一成不变，它也是在广义的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和与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和互动中不断变化、丰富并保持活力的。但符合本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要求必定是一切改变和取舍的前提。所谓“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来者不拒和人云亦云是极其危险的。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基督教《圣经》语云：“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由此衍生出“马太效应”的说法。“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又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